三种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及其批判

2020-02-11 15:36 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丑化、戏说、抹黑党的领袖,歪曲和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执政合法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指导地位,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一种颇为流行且危害极大的错误思潮。依据立场和动因的不同,它可分为认知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价值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政治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三种类型。针对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同情况,各方唯有精准施策和综合治理,才能有效遏制其泛化和危害。

  内容提要:历史虚无主义丑化、戏说、抹黑党的领袖,歪曲和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执政合法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指导地位,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一种颇为流行且危害极大的错误思潮。依据立场和动因的不同,它可分为认知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价值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政治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三种类型。针对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同情况,各方唯有精准施策和综合治理,才能有效遏制其泛化和危害。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价值虚无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养成的影响和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5BKS1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历史虚无主义丑化、戏说、抹黑党的领袖,歪曲和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执政合法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指导地位,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一种颇为流行且危害极大的错误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并没有随之销声匿迹,而是以追求历史真相、进行学术研究、采取文学化手法等面目,借助网络媒体和其他大众化平台进行传播,颇具迷惑性和影响力。国内有关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已经不少,然而类型学视角的研究尚不多见。这里不揣浅陋,依据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和动因,区分了认知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价值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政治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三种不同的情形。

  认知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接受了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从而不能科学地揭示历史规律,不能辩证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它常常坚持唯心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坚持形而上学而不是唯物辩证法,从而导致以支流否定主流,以现象否定本质,以片面否定全面的情况。

  它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历史观的认知错误。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形形色色的历史观可分为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是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观,不仅所有的唯心主义者奉行这种历史观,而且所有的旧唯物主义者也跌落在这种历史观之中。它的根本错误在于,无法洞察历史的真正本质和动力,总是虚构和假设历史之外的某种神秘力量或者某个英雄人物的主观意志支配历史。马克思的革命性贡献在于,他真正揭开了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掩盖的事实真相,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首次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的要义在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认知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唯物主义历史观之真理性,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不理解现实的生产生活之条件性和规律性,不能理解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客观依据,不能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是近代中国唯一的出路,不能理解只有中国的领导才能救中国,不能理解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究竟意味着什么,因而常常站在非历史的抽象人性论和道德主义立场,充满义愤地指责和批评历史人物,妄议历史事件。它尤其不满于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曾经出现的挫折和失误,无视中国勇于面对错误、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事实,习惯性的说话方式是“假如……就……”。这是用激情和幻想代替理性和科学,实际上是唯心史观的表现。有学者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从个人意志入手分析历史发展,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走向归结于少数重要人物的思想认识和道德品质,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②

  二是方法论的认知错误。这里的方法论指的是哲学层面的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理论。哲学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关系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造就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形成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看不到事物的变化和发展,看不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仅仅把事物看作插图和例证的集合体,从而表现为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观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强调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也就是说,它反对僵化的教条和事物的现成性,反对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承认暂时性、变化、发展和矛盾。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③

  认知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自觉不自觉地滑入形而上学的错误方法。它的突出表现在于以偏概全。它总是以揭示真相的名义挖掘党的领袖或某个英雄人物身上的缺点并进行放大,或者以学术探讨的名义否定基本的历史事实,或者以创新的名义质疑已经成为定论的观点,从而颠覆历史人物的历史形象和历史功绩,遮蔽历史的主流和本质。面对人们的批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者总是一脸委屈地辩解说,他们说的都是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他们有大量的史料学方面的证据佐证他们的结论。然而,他们的错误不在于搜寻到的历史材料的真实性,而在于他们评价这些材料的视角和方法有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评价党的领袖和历史人物,而是仅从伟人们的生活琐事或者曾经犯过的个别错误出发,站在抽象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指责和辱骂,抹杀一切。无论如何,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他们也会由于历史条件或认知水平的限制,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因为这些失误就全盘否定和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用今天的眼光和认识水平苛求前人,这当然是不对的。列宁说:“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④

  价值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不是否定某一种特殊的历史和特殊的价值,而是否定一切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它反对宏大叙事,嘲笑崇高和献身,蔑视党的伟大事业,对于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举多是负面的评价,信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以自我为中心,追求刺激和感性欲望的满足。它对待一切事物都没有严肃的态度,万物娱乐化是它的宗旨。这种倾向与消费主义时代的娱乐至死状态有内在的联系,尤其在很多年轻人当中颇有市场,乃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

  它的主要问题在于意义的虚无化和价值观的畸变。由于割裂个人和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有机联系,凸显个体和当下,价值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找不到生命的本真意义,从而自我放逐。这主要表现为目的性丧失,本能取得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感性的生命从传统的谴责和诅咒自身走向另一个极端,对肉体的信仰取代对灵魂的信仰,道德不再是生命的元首和法官,肉体的感受成为一切行为的原则和尺度。波兹曼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⑤从实际情况来看,赫胥黎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也就是说,人们放弃理性的独立思考和理想、崇高、意义、神圣,放弃对超越性和精神事物的向往,追求感官刺激和欲望满足,沉迷于泡沫化的搞笑和乏味的影视作品里,真理被淹没在戏说历史和各种无聊繁琐的娱乐化活动中。

  价值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历史的真理,妄批历史的厚重感,侧重于消费历史,戏说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结果一切都变成轻飘飘的无根性存在。它的核心在于“戏说”二字。一切沉重的话题,一切庄严的历史,一切伟大的人物,统统变成资本逻辑主导下可以随意取用的搞笑题材。所谓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远远比不过猎奇和追求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的冲动。各种各样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戏说,尤其是对崇高的悲剧英雄的戏说,在娱乐民众的同时,也割断了民众和自己的历史文化的情感纽带,导致丰富的情感资源枯竭和败坏。一些抗日神剧在缺乏最基本的常识的情况下,肆意演绎各种满足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式剧情,这不是赞美革命英雄,而是把英雄消解掉了。这是艺术领域的现代作伪术。借用尼采对此的讽刺性说法:“艺术上,麻醉剂和鸦片制剂占绝对优势。”⑥换句话说,这种迎合和庸俗化是放弃文化使命,缺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状况。

  究其根源,价值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无根性在于,它在针对超验性的批判中,抽掉传统道德大厦的支柱,造成超感性世界的崩塌,又没有及时建造出适应于现代社会的精神王国,导致现代人的整个价值世界萎缩,使其成为流浪者、无家可归者。人的双重性在于,既是肉体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当人的可能性丧失,各种超越性的维度被封堵,灵性的生命没有空间,人就变成经济动物。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⑦这意味着,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生产活动是人的有意识的自觉的活动,它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生产,由此也体现人的价值和意义。当人的这种活动变成工具化活动,人就逃到感性的动物性活动中感受自己的人的自由,这恰是资本逻辑压制人的个性发展之根本问题所在,也是当今诸多娱乐化之物兴起的时代根源。施蒂纳曾经试图寻找另外一条出路,他不是放纵自己,而是以看穿一切的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口吻说:“对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⑧施蒂纳的问题在于,他从超验性的道德虚构走到放弃形而上的维度,割裂个体与社会、历史的有机联系,从而陷入价值虚无的尴尬境地。

  价值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和认知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区别在于,一是前者否定一切历史规律和历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模式,后者不一定否定历史规律和历史意义的存在,仅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模式;二是前者是认同问题,后者是认知问题;三是前者是行动上的迷失,后者是理论上的迷失;四是前者常常是“戏说”的娱乐化面孔,后者常常是揭示“真相”的道德化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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